窃听风暴影评
（德莱曼创作《好人奏鸣曲》同名小说，致谢维斯勒。维斯勒进入“卡尔·马克思书局”购书。图片来源：《窃听风暴》截屏。）
如果神兽二重性是人的客观属性，那么就请相信人性中终归有善良和勇敢的一面，它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极权时不再怯懦。
克莉丝塔的反转：沉默中灭亡
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最后释放了真实的自我
在德莱曼新剧的首演庆功会上，文化部长毫不掩饰对德莱曼妻子克莉丝塔的垂涎，以失态的致词恭维她。克莉丝塔面对文化部长持续的威逼利诱，始终纠结，步步妥协，也步步陷入深渊。
在庆功会上，文化部长这个人渣公然放肆对克莉丝塔性骚扰。她感到不适，本能地抗拒和躲避，以寻找舞伴为由摆脱。文化部长不死心，几天后跟踪并在街上拦截，邀请她上车，她犹豫之后还是屈服。文化部长当着司机也是下属的面，在车上强行污辱她。
克莉丝塔回家后第一件事，是清洗自己的身体，这有象征意义，企图洗刷愧疚和负罪。但没有起作用，所以她在浴室中无力地滑倒，失去自我支撑。
因为性格的软弱和服精神药品的软肋，她没有逃脱文化部长的魔爪。站在地狱的入口处，“来到这里就该丢掉一切疑惧，在这里必须消除任何怯懦情绪”（但丁《神曲·地狱篇》）？知易行难，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到根除一切犹豫。她不是雅斯卡，没有这么超脱；也不是德莱曼，没有这么血性。她害怕失去观众，失去舞台，失去艺术。她不想成为雅斯卡，结局还是成为雅斯卡。
德莱曼劝阻她不要与文化部长幽会时，她自问：“我不需要他吗？我不需要这整个体制吗？”又反问德莱曼：“你也不需要？或者只是比我少？你的做法不也像陪他们上床？”在克莉丝塔眼中，夫妇两人都失贞，未反抗的她失贞的是肉体，未反抗的德莱曼失贞的是灵魂。
克莉丝塔历经纠结和争吵，接受德莱曼和维斯勒的劝告，拒绝与文化部长继续幽会。很快受到独守空房的文化部长报复，被STASI逮捕。为了获得自由和艺术生命，她被迫招供丈夫写反抗文章，被迫招供关键证据打字机的隐匿处，被迫成为STASI的线民，代号为“玛塔”，与她主演德莱曼新剧的女主角同名。这表明她的自我认同已经混淆，正所谓生活中有戏，戏中有生活。释放回家后第一件事，她又一次洗澡，企图洗刷愧疚和负罪。仍然没有起作用。
STASI第二次搜查家里，目标直指打字机的隐匿处。德莱曼马上猜到是克莉丝塔告发，眼睛直视妻子，做了两次深呼吸平静情绪。克莉丝塔受不了丈夫的眼神，受不了内心的愧疚，更不知道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维斯勒在搜查前已入室转移打字机。她再也不愿苟活，出门撞车自杀。
她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最后释放了真实的自我。她依然是克莉丝塔，不是戏剧中的角色“玛塔”，更不是STASI的线民“玛塔”。她向第一个奔来的秘密警察维斯勒，用言语忏悔：“我太软弱，永远无法弥补我犯的错。”维斯勒双膝跪在她面前，用行动忏悔，以此自责没有保护好这位优秀的女艺术家。是他审问逼迫她坦白，他还来不及告诉克莉丝塔，打字机已被他提前转移的真相。
东德的权贵们不需要思想，只需要工具；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奴才。对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而言，可供选择的道路有且只有两条：或者反抗之路，或者死亡之路。正如中国的作家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
影片的主色调是灰暗，服装、家具、背景、监控据点等，充满压抑氛围，令人窒息。这不奇怪，因为在1984年的东德，“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三个外景却有难得的彩色，象征着自由之花绽放：其一，德莱曼和三个孩子在空旷的街上快乐地踢球；其二，尽管有秘密警察跟踪，德莱曼和两位作家朋友仍然在公园商讨如何用笔反抗；其三，克莉丝塔不断犹豫妥协之后，也选择反抗，而且是最剧烈的自杀抗争，挣脱STASI的操控和勒索。
德莱曼知道妻子服用精神药品寻找灵感，知道妻子失身文化部长，没有粗暴的谴责，而是劝导和拥抱。知道被妻子出卖后，他依然拥抱着逝去的爱人，泣不成声，反复倾诉自责：“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妻子愧疚出卖丈夫和灵魂因此自杀，丈夫愧疚写反抗文章导致妻子身处险境因此自杀。
在邪恶的环境中，有良知的人活得更真实、更孤独，所以更累、更痛苦。这是追求自由和尊严的代价，也是追求自由和尊严的磨练，最终是追求自由和尊严的幸福。
“间离”的思考：神兽二重性
请相信人性中终归有善良和勇敢的一面
影片中有两处出现布莱希特。一处是雅斯卡与德莱曼交流，交给布莱希特的书籍；另一处是维斯勒人性复苏后，专程入德莱曼家偷这本书。导演和表演明显受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影响。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著名的德国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和诗人，也是体制中的“红顶文化人”。早年投身工人运动，后任东德艺术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布莱希特戏剧理论强调演员高于角色，不融入剧情，而是引导观众思考，产生批判的态度。他为此专门创造一个术语：间离效果，德语为“Verfremdungseffekt”。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强调观众的情感与剧中人物的情感共鸣。
布莱希特的戏剧代表作《四川好人》，就运用他的“间离”理论，一个演员同时扮演性格行为尖锐对立的两个角色。一个妓女沈黛无偿行善，难以为继，只好戴上面具，以残酷表兄隋达的身份出现，用剥削而来的钱继续行善。
本片三个主要角色尤其是维斯勒的反转设定，都有“间离效果”的痕迹。维斯勒有两个标签：一个是克莉丝塔在酒吧被劝阻后所说的“好人”，一个是电梯中孩子所说的秘密警察“坏人”。一个善、一个恶，竟然共存于一人之中，引导观众对人性的思考。
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非善非恶？人性亦善亦恶？这是争论两千年的难题，继续争论两千年，也不会有标准答案。笔者倾向于“亦善亦恶”论，善相对于恶而共存，每个人都具有神兽二重性，即使顶尖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例如卡拉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惯例的压轴曲目是《拉德斯基进行曲》（只有2005年例外，因演出五天前印度洋海啸带来的惨重伤亡取消此曲），听众情不自禁地和着欢快的旋律鼓掌，这个传统始自卡拉扬。他指挥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首次听到掌声后，极富创造力地转身指挥观众，乐队和观众、音乐和掌声、艺术和情感随即水乳交融，推向高潮。但卡拉扬一直因为纳粹党员的身份而饱受指责。
又如更具争议的美女导演雷芬斯塔尔。她和希特勒之间有无暧昧关系另当别论，但她作为希特勒、戈培尔的宠儿，是无可辩驳的史实。她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在电影史上有个很贴切的评论：“非常美，非常罪”。画面很有创意和想象力，但鼓吹“暴力美学”，鼓吹纳粹和希特勒。《意志的胜利》开篇就是希魔的专机穿过云雾降落，暗喻他是“上帝之子”来到人间。
本片剧情的发展，也多处运用“间离效果”。例如，维斯勒放过异见作家豪瑟一马，拨通边境检查站电话但放弃通知豪瑟过境西德时扣留，自言自语：“我的朋友，下不为例”；知道被作家们戏弄后，准备书面告发德莱曼写“反动文章”；当古比兹中校和他夸夸其谈如何迫害艺术家的“心得”时，他不仅没有交出检举的书面报告，反而建议缩减监听规模，只留他一个，以便更好保护德莱曼。乌尔里希·穆埃演技精湛，饰演秘密警察形神兼备，常用眼神、表情和沉默推动情节和冲突，平静的表面折射出内心的波澜。
又如，东德崩溃后，维斯勒平淡做个邮政投递员，挨家挨户送信，对他以前拆信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也是补偿；德莱曼查阅自己的监控秘密档案，才知道代号“HGW XX/7”的秘密警察维斯勒持续保护他幸免于难；他找到维斯勒，没有打扰他，没有当面感谢救命恩人；却在两年后出版《好人奏鸣曲》的同名小说，在扉页上注明“谨献给HGW XX/7，致上最深的感激……”。无论是维斯勒的救，还是德莱曼的谢，都是一个有良知人的大爱，都是做自己应该做的、能够做的。
再如，维斯勒发现德莱曼《好人奏鸣曲》新书的地点，设在“卡尔·马克思书局”，又是一个黑色幽默和“间离效果”。被极权监控侵犯的作家，创作批判极权的小说，用以感谢极权的捍卫者，却在以极权信奉的导师命名的书局销售。这仅仅是讽刺吗？不，这是回归原点、回归真相。
马克思倡导和践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多次因此遭到普鲁士当局的传讯、监禁和驱逐，依然不屈不挠。他曾写了一段广为传诵的名言质问：“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那些时时、处处、事事以马克思信徒自居的人，往往选择性地遗忘、选择性地篡改、选择性地背叛、选择性地愚昧。所以马克思生前多次声明，他只知道自己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维斯勒购买德莱曼新书《好人奏鸣曲》，结账时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他回答，“这是给我的。”这有双关含义，这本书是自己看的，也是作者写给他的。推荐我看这部影片的同学，也为温暖的结局和最后一句台词而打动。
最后一个镜头的温暖，呼应影片第一个镜头的压抑。第一个镜头注明的时间和用意，本文开篇已介绍，第一个镜头的地点在STASI关押犯人的东柏林霍恩施豪森监狱。这再次验证本片的布莱希特戏剧风格，也符合曾任耶鲁大学、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察和分析：“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
据说影片拍摄时，德国监狱博物馆馆长克纳贝拒绝取景拍摄请求，因为他反对“STASI的人变成英雄”，认为维斯勒良心发现，帮助被监控者不可能。导演多纳斯马援引辛德勒的例子反驳，克纳贝再反驳：“历史上有辛德勒，没有维斯勒。”
还是乐观一些吧，如果神兽二重性是人的客观属性，那么就请相信人性中终归有善良和勇敢的一面，它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极权时不再怯懦。
（2017年6月4日03:34，【山水微言·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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