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医学院
每年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去年的今天，我还曾写过一篇《南川夜话五十九：人权日照博物苑》，今天不打算写别的，只想提请南通医学院出来的学子和南通民盟的盟员一同怀念那位为着保留具有光荣历史价值的江北医学院（今“南通医学院”）而献身的老盟员曹书田先生。曹书田先生1898年11月24日生于南通县。曾在江苏、四川各地中师、中学执教和任校长等；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初任南通医学院前身之苏北医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后又任南通市政协副主席等。因南通学院被撤销分解及主体外迁，曹副主席于1958年为之奔走呼吁（尤其是电谏高层）后，被内定右派，撤消官职。1968年对他的批斗加剧。是年8月，他独自走向大江，尸骨无存。1980年被平反昭雪。每次拜读老朋友钱健教授2013年3月怀念曹书田先生的旧文，我都心情沉重，悲愤难抑。
“羽离子”钱健教授还写道：
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对以往三校的校史馆和通中、通师等校史馆的内容及大批已有的校史性论著和汇编作了条理而删简性地、补充性地编写出了展览脚本；采集了大量的文献和其它史料；征集、仿制了实物；还请专业公司做了布展；因此内容很丰富。于此重温校史，对百年来由无数教职员工和学子们所共同凝固成的校史感慨万千。限于陈展的面积，不可能反映大多数普通人的平凡工作，但在南通大学的发展史上 院，从而摆脱了私立教育时代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局面。1956年，苏北医学院改名为南通医学院。1957年，南通医学院的整体机构和大部分人员搬迁至苏州而改称苏州医学院，在南通则设立了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院。
1957年5月27日，南通市政协副秘书长曹书田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和国务院发出紧急电报，请求保留南通医学院，此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慎重考虑。在曹书田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努力下，1958年8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部恢复为南通医学院。由于基础扎实，南通医学院较快地恢复了规模，并日益扩大了其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影响。” (羽离子著《历史上的南通大学和新组建的南通大学》，后来刊于《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在稍后的《张謇和涩泽荣一的文化活动仍深具教诲意义》等文中，我都简述了曹书田先生的这一功绩。
2012年南通大学百年校庆，学校拨重资专门办了个拟长期保留的“张謇教育思想展”，实际上也正是张謇所参办的各个学校的校史展。同时对来宾开放的还有本校原有但特地为校庆而新增了内容的通大百年校史展。我相信这两个展览中必定有曹书田的名字，而且还可能为之大大地书写。听说如果要参观这两个展览，先必须填写申请表并得到批准才能参观。因此我只能等待，终于在校庆过去之后的2013年的春天，我有了个偶然的机会得以请求看管展览的一位女研究生为我开了门而使我得以进去看看。我满怀希望地比较仔细地看，但由于管理员的催促而又只能尽快地看过了这两个展览。
展览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有多达几百个的校史人物的照片或图画，却没有曹书田的身影。有很多文字多少不等的对各种人物的小传和介绍，但也没有一个字提到曹书田。我的心情沉重；为了保存今南通大学之源脉和种子的曹书田能在抗争中献出生命，但不知道连骨灰都未得以存下的他在九泉之下，是否能经受他所庇护和寄望的学校所主办的校史展览回报给他的这等屈辱？
我手抄过长江三角洲北翼的近千块石碑和摩崖，但是没有一块是关于他的；甚至即使在口头传说中，他也已经消失在岁月的迷濛暮霭中。（数年后我得以看到瞿焕忠教授写并刊登在2012年的《南通大学校报》上的《铁骨铮铮曹书田》一文。祖丁远先生也曾经更早地追记过他的生平）
我在《上海闲话九十六：幸成张謇文化之旅首批成员有感》中曾引用过民盟市委副主委赵明远校友的一句言简意赅的话语：“张謇的爱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践中。总而言之，爱国绝对不是放在嘴上的！”赵主委在讲座时也专门提到了为呼吁挽留南通医学院而不惜献身的曹书田先生，自从早年从忘年文友丁弘老先生口中得知曹书田的感人壮举起，我这个忝列民主同盟“队伍”的区区晚辈之人，不仅为1952年那一刀切的院系调整深感遗憾，而且更觉得该向有关当局倡议在原南通医学院校园造起一座曹书田塑像。
前些年听本届总理在不同场合强调“大道至简”，我这里关于为曹虹书田先生造像的的理由其实相当简单。毛|泽|东|主|席1956年2月在接见黄炎培时不是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么，咱们不妨说一句：“南通医学院不能忘记曹书田！”
最后，与大家共同重温1952年高等学府那不堪回首的院系调整浪潮。
有位名叫李响的作者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教授“洗澡”大学洗牌》的文章中写道：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教育部长马叙伦说：“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来说，要把过去“抽象”、“广博”的模式改为“具体”、“专业”的模式，“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
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打乱了一切长远计划。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可谓里外不是人。1950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有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与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相应，教育界也要割断美国联系，肃清美帝影响，立即全面向苏联靠拢。此举针对的不仅是教会学校。清华、北大等知名大学的教授多数有美国教育背景，校内普遍推行的也是美式教育。几乎全国所有大学都在改造之列。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原来被称为“综合性大学”的学校囊括文法理工农医师等学院，调整后，大多仅保存文科和理科。比如北京大学工学院被撤消，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合并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顺便一提，我在《上海闲话八十八：南通市行政区划调整随机杂议》一文中所提到的“1979年，他热烈响应费孝通教授的召唤，自告奋勇地从南京大学哲学系前往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毕业后返回南大破天荒地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其实就是曾经师从费孝通的南通老乡宋林飞校友。然而，身为民盟盟员的费先生由于院系调整而几乎失业。大调整后，全国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也被撤系，社会学绝迹，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记得，※※※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年师徒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潘光旦的罪名之一是“破坏民族关系”。
与此同时，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上破土动工，它们是：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现在前七个学院已升级为大学，北京医学院回归北大成为北大医学部。
对了，最后提醒几点值得记取的院系调整憾事（或曰“教训”）。首先，我的母校南京大学原有7个学院下设35个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13个系。其次，张謇先生在南通创办的纺织学校迁往上海成为华东纺织学院（现更名“东华大学”），农校迁往扬州成为苏北农学院（现并入扬州大学），医校（南通医学专门学校）骨干部分则在苏州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