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篇《疯狂的黄庄：超前教育的“十字路口”》，把现在学生学习的压力和惨烈的竞争带来的窒息感赤裸裸暴露在公众面前。但是，即使这样，这趟快车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学区房、名校、名师……，仍被疯狂追逐，所有这些为的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谁也不敢懈怠。
其实，我国自打隋朝发明科举制，以此来选拔官僚，关于起跑线的竞争就一直存在。为了争夺进入官僚体系的入场券，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头脑几乎都拼了命去参加科举考试，从几岁到20几岁，30几岁……，甚至生命的尽头。毕竟只要能在科举考试中通关，高中进士，就意味着可以成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之后的人生就有了一路躺赢的机会。所以，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天下读书人在考场内外的竞争那绝对是赤裸裸、白热化的。
唐朝，作为科举考试开始较大规模正式实施的朝代，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都存在较大差异。唐朝以前的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僚的方式叫九品中正制，就是把人分为九个品级，由朝廷设立的一个叫中正的部门，专门负责给人打分，确定人的品级，然后根据“人品”，决定你可以做什么官。这种制度下，基本是看出身，出身足够好，人品就会高，自然就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所以能不能当官，完全是由先天决定的，这叫出身决定命运。同时也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阶层固化现象。唐朝以后的宋朝，科举制度成熟了，标准统一了，你只要擅长读书考试，穷孩子也可以平步青云，拜相封侯。这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唐朝就不一样了，科举制度发展起来，开始打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门阀、贵族掌控的选官制度，但由于科举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自由量度权，这样就提供了很多可供操作的空间，同时也出现多种多样、并且非常有特色的起跑线竞争方式。
要理解唐朝的起跑线的竞争，我们先来看看唐朝的科举考试是怎么搞的。
《新唐书·选举志》说“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我估计，看了这段文字，多数人对唐朝怎么选拔考生还是很懵，那就有必要解释一下。
首先就得从考生说起，这段文字里，有几个关键词，就是学馆、生徒、州县、乡贡，这几个词，基本概括了唐朝参加科举的考生来源。一是“生徒”，指的是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办的学校即“学馆”中就读的学生经考试后送尚书省，通俗说就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二是“乡贡”，指的是不在政府官办学校中就读的读书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自己到州县报名，由州县先组织考试，通过后推荐到尚书省。通俗说就是私立学校或自学成才的优秀学生。
这里就出现起跑线的第一轮差异，就是“生徒”和“乡贡”的差异。
前面说了，生徒出自学馆，其实“学馆”是两个词，在中央叫“馆”，在地方叫“学”，就是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唐朝中央官学主要指国子监，分为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后三种层次比较低，政治上也没什么影响力，基本可以忽略。最主要的就是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这三门学科，区别不在学习内容，而在家庭出身。国子学的学生，必须出自“文武三品以上”的家庭；太学次之；四门学更次，像四门学中，还有一部分名额是留给“庶人之俊异者”。
唐玄宗开元以前，进士基本产生于长安和洛阳的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是什么人？一大半都是官宦子弟，大概在2/3左右，进士基本都是从国子监学生中产生，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一科三五十个进士，从乡贡中录取的也就一两个。《新唐书·选举志》还说，“天宝十二载，乃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也就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二年的时候，直接取消乡贡，只能从中央和地方官学中推荐考生。
不过到安史之乱（公元755年）之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子监的地位一落千丈。乡贡迅速崛起，地位不断上升。吕思勉曾经说过，“不论其为由乡贡，由学校，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欲求官必求速化，骛声华、事奔竞之术正多，何必坐学？此则学校之所以日衰，乡贡之所以日盛。”意思就是，不论是参加乡贡还是官学的选拔，都是为了当官，而且是要早当官、快当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方式有多种，何必苦哈哈在学校熬年苦读？所以，像官学那种需要多年苦读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方式就渐渐衰落了，而不论年头、出身的乡贡就趁势而起。
选拔官僚的方式主要变成乡贡之后，表面看起来更加公平了。因为“乡贡”除了少数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大多数人都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愿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只要报了名，州县就必须举行考试，然后从中选出若干人，发给“解状”，解是发送的意思，解状就是地方政府的选送证明书，送到尚书省参加最终的考试。但是，在“乡贡”这种选举方式的背后，其实是暗潮涌动，起跑线的竞争非常激烈。
首先就是拼出身。表面看，乡贡的选举方式不看出身了，只要觉得自己实力过硬，足够优秀，就可以向州县自荐，然后争取拿到“解状”，进入由尚书省举办的决赛。如果这么想就太天真了。天下读书人那么多，每年能拿到“解状”到尚书省参加进士名额竞争的，也就1000多人，最后能中进士的，也就二三十人，选谁不选谁，完全是看考试成绩吗？好像不完全是。
要知道，隋唐是从魏晋南北朝延续下来的，所以魏晋南北朝那种重门阀士族、重高门大姓的传统在隋唐仍然非常兴盛。像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几大家族是当时最受推崇的门阀，被称为“五姓七望”。这五大姓之后，排列着关中陇右地区的韦、裴、柳、薛、杨、杜，晋代逃到江南的王、谢、袁、萧，以及东南地区的朱、张、顾、陆，代北鲜卑的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形成第二、第三梯队。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这些大姓，都非常推崇，只要是出自这些高门大姓，在参加乡贡和进士考试的时候，还是比较占便宜的。所以，当时的读书人，在说自己的家族谱系时，都要拼命往那些大姓上靠。
比如说李白，今天推算出他的出生地可能是碎叶，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随父亲到了四川绵竹，当地人把他们看作是从外地来的客人，所以直接把他的父亲叫做“李客”。而且由于李白的父亲是经商的，在唐代，经商的后代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这不能阻挡李白将自己的家谱往“陇右李氏”上靠，并且自称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西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而当时唐朝皇帝也认李暠是自己的先祖，看看，和皇帝成了亲戚，多有面儿。
还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大家都知道，他常自称“昌黎韩愈”。当时，姓韩的家族，声望最高的就是在昌黎，其次是南阳，之后就是颍川和陈留，如果出自后两地，就不能拿来炫耀了。而韩愈的祖先，长期居住于远离中原的西北地区，不但和昌黎扯不上关系，连南阳可能都算不上，但是，为了攀上大姓郡望，韩愈还是把祖宗从西北搬到了辽东的昌黎。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像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这些著名文人，都在想方设法制造自己高贵的血统，其实就是为了享受这些门阀士族影响力带来的红利，在科考、官场的竞争中，不至于在出身方面就输在起跑线上。这也造成唐朝文人家族谱系、籍贯的混乱，要想搞清楚他们真正的出身，还真得有一双侦探的眼睛。
如果自身非常优秀但出身确实不大高贵，又实在无法攀上高门大姓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娶个出身名门的女孩。而那些面临衰落风险的豪门，也需要与有潜力的青年才俊联姻，来维持自己豪门的地位。所以，如果你能娶到崔、卢、李、郑、王这五大家族中的女子，那你也基本跻身豪族之列，就连当时魏征、李勣、房玄龄这些当朝高官，都想和这五大家族通婚。有人甚至把没娶上五姓女视作人生恨事。比如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薛元超就说自己有“平生三恨”：不得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由于五姓女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一些欢场女子也把自己的身份往这五大家族上靠。武则天时代的著名文人张鷟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游仙窟》，其实就是逛窑子。里面逛窑子的男主向婢女打听，你家娘子姓什么，看婢女怎么说的：
“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容貌似舅，潘安仁之外甥；气调如兄，崔季珪之小妹。华容婀娜，天上无俦，玉体逶迤，人间少匹……”
这段话，又是博陵，又是清河的，那姑娘自然是五大姓中排首位的崔氏了，后面又说姑娘气质像哥哥崔季珪，崔季珪就是崔琰，又把姓崔强调了一遍。《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曹操要接见匈奴使节，但他认为自己相貌丑陋，不能对蛮夷之国显示出朝廷的威严，于是就让崔琰假扮自己，可见崔琰气质非凡。当然姑娘还很漂亮，说像潘安仁，潘安仁几乎就是美貌的代名词。
所以，唐代欢场女子，经常可以看到郑举举、王苏苏、王团儿、李端端这样的名字，唐代著名妓女薛涛，这个薛姓虽然不是五大姓，但也是了不起的河东大姓。
总之，在唐朝，你只要贴上了门阀大姓的标签，在科举选拔赛上就已经领先了好几个身位，就等着彩蛋砸中自己。
其次是拼考区。拼考区就有点像现在的高考移民，哪里名额多、分数低，就想办法把户口迁移到那里。
在唐朝，也存在这种不同地区机会不均的情况。唐朝将州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个州府通过乡贡推举的人数，根据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敕书：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也就是3:2:1的比例，所以不同行政区划的户口多寡、政治地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最后分配到的名额也不一样。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显示的数据，同州、华州、河中府，这些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行政单位，解送的人数达到30人；而荆南、湖南、江南、淮南等道，跟今天的省相当的地区，每道只有15个名额。像福建、岭南这些更穷的道，只能选送7人。而天子脚下的京兆地区，名额就更多了。柳宗元就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正因为差异巨大，虽然按规定举子须在本地考试，但读书人为了使被荐举的把握更大，常常移居到名额多、录取概率高的州府应试。比如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祖上徙居下邽，他自己出生在郑州新郑县，应进士举前曾寄居各地，二十八岁参加乡试时却是在宣州。还有受韩愈赏识的张籍，本籍和州，后来改在汴州考试。还写了一句诗：“业诗攻赋荐乡书，二纪如鸿历九衢”，就是说，为了获得乡贡“解状”，二十年来，考遍了全国各地。
不同考区名额的差异就已经将考生放在了不同起跑线上，关键是不同考区推荐的考生，最后中进士的概率也是不同的，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起跑线上的差异。
比如首都长安附近的同州、华州，虽然人口有限，经济、文化等方面也一般，但是要是得到这两个州的解送，最后中进士的比例就非常高。《唐摭言》中就说“同、华解最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于是很多举子都来这里竞争。当然最牛的还是京兆府，凡是由京兆府推荐的考生，在进士考试中基本都是十拿九稳。如果京兆府推荐的前十位，出现多位落第的，京兆府会直接发文给贡院，请主考官解释，我们推荐的你不录取，你几个意思？
而像荆州地区选送的考试，基本是陪太子读书，向来都是考不中的，所以荆州地区的“解状”就被称为“天荒解”，以至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被称作“破天荒”。
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唐代很多外地考生，都纷纷跑到长安来，想弄个京兆推荐的名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维。
王维，可以说浑身都是光环，各方面条件都非一般人能比拟。首先姓王，属于太原王氏，位列五大家族。然后生在河中府，基本是跟同州、华州并列的优势考区。而且王维自身实力超强，文章、音乐、绘画，样样精通。
但是，王维在15岁的时候，就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首都长安，做了“长漂”，为了啥？还不是想拿到京兆府的“解状”。薛用弱在《集异记》里，记录了这个著名的故事。王维来到长安，和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交往，并得到唐玄宗的四弟岐王的赏识。当王维20岁左右要参加进士科考试的时候，岐王帮就帮他去打通九公主的关节，本来九公主已经给京兆府递了条子，推荐张九皋当“解头”，也就是第一名。但是经过岐王的运作，王维以一首《郁轮袍》引起九公主注意，然后逆袭，硬是把张九皋“解头”的位置给挤掉了。于是王维成了京兆府的“解头”，并且在开元九年（721年）成为进士。
看看，像王维这样各种条件都非常优越的人，本来在河中府这个已经非常占优势的考区获得解送资格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了在起跑线上更占优势，还是跑到长安，想方设法搞到“解头”，即京兆府第一名。因为成为京兆府的“解头”，参加进士考试，考官根本不用看考卷，直接就录取。如果京兆的“解头”不被录取，那是会上头条，成为热搜的。
最后是拼关系。其实就是找大人物、权贵公卿推荐。正所谓“交驰公卿，以求汲引”。
像前面说的王维的故事，拼出身、拼考区已经让他领先众多举子了，但这也不能保证一定能中进士，要给自己被录取再加一道保险的话，那就是拼关系。所以就有了王维与岐王交好，争取九公主的强推。不过王维最后这种靠关系确保自己上位的做法，后世的人是很有意见的，认为这是他的人生污点，所以有人就写诗说：
半生落落负贫豪，万事如空问浊醪。
纵使西风吹败叶，不教独奏《郁轮袍》。
就是说人啊混得再惨，即使到了喝劣质酒解闷的地步，也不能干那种抛掉自己的尊严，奔走权贵之门去求取推荐机会的事。
但是，这种找大人物推荐、权贵保举的事在唐朝是非常正常而且普遍的，《文献通考》中就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弊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名，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
这段话展现了唐朝读书士人为了获得公卿权贵推荐的基本流程：天下读书人成群结队，戴着破帽，骑着寒碜的驴马，去高官显贵门前，千方百计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他们手中，以求好评。第一次送出作品，叫“求知己”；如果送出作品后没有回音，就再来一次，叫“再次投递”；如果还没有回音，就只好带着礼物去高官显贵马前拦截了，然后口称“某人拜见”。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那些没啥过硬关系的读书人采取的手段，是撞大运的做法，成功率不高，纯属浪费时间，可能几十年都不一定成功。就好像杜甫诗中所说：
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要真正提高成功率，就得像王维那样，进行精准打击。有一个和王维《郁轮袍》一样出名的故事，就是杜牧的“第五名”。
杜牧，大家都知道是大才子，尤其是他写的《阿房宫赋》，一出世，就引得士林惊叹，争相诵读。也得到太常博士吴武陵的青睐。
所以当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礼部侍郎崔郾到洛阳去主持科举考试时，吴武陵就赶紧去见崔郾，并说了这样一句话：
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
其实就是去开后门的，但话说得可是很冠冕堂皇。接着吴武陵拿出一篇文章，说最近我在太学看到学生们都在传看一篇文章，看了都是惊叹不已！这篇文章叫《阿房宫赋》，写这篇文章的人叫杜牧，我觉得是个王佐之才。要不，您抽点时间，给这篇文章掌掌眼？
于是把文章拿给崔郾。崔郾一看，也是叹服不已！吴武陵趁机递上一句话，凭这篇文章，拿个状元没问题吧？
崔郾很无奈说，“状元已经内定了。”
“那第二名、第三名呢？”
“都内定了。”
吴武陵有点生气又有点着急，最后说，“必须给个第五名。不然就把文章还我，不考了！”
于是，崔郾把第五名给了杜牧。后来还有人反对，说杜牧这人有点问题，“不拘细行”，就是日常生活不检点。但崔郾说：“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就是说，我既然答应了吴武陵，哪怕杜牧是个杀猪的、卖酒的，也不能改了。
就这样，杜牧中了第五名。
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关系都这么过硬、给力，如果推荐人不那么牛，要提高成功率，就得想点特别的招式了。比如牛李党争中的牛僧孺，考进士之前，得到大文豪韩愈和皇甫湜的赏识，但他们不能像九公主或崔郾那样可以直接把王维、杜牧送进进士行列，于是就给牛僧孺出了个主意：你找一天，去青龙寺玩，晚点回来。
牛僧孺出门玩的那天，韩愈和皇甫湜就专门去拜访，当然是见不到了，两人显得非常遗憾，然后在墙上留书：韩愈、皇甫湜同访牛僧孺不遇。
两位大文豪同时拜访都见不着，这得什么人啊！于是，牛僧孺知名度一下攀升，名动京师。
这是有点背景的人的炒作，那些完全没背景的人，就只能想招自我炒作了。最有名的就是陈子昂。
陈子昂是个富二代，但是在重视门第更甚于财富的唐朝，财富似乎对他找到有实力的推荐人没啥帮助。所以他在长安也是漂了很多年，仍红不起来。
有一天，长安东市来了一个卖胡琴的人，开价百万。引得长安城中很多人围观，其中不乏权贵。大家都想听听卖百万钱的琴有什么不同，这时候陈子昂站出来，当场掏出百万钱买下这把琴。这气势，当场就把人镇住了，有人请他弹奏一曲，他留下一句话：“我住在宣阳里，明天备下酒席，请各位大驾光临。”
第二天，长安城有名望的人物来了上百人，陈子昂摆下丰盛的酒席，等大家吃饱喝足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
“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
然后当场把百万钱买的胡琴摔了，接着拿出自己的作品，分赠给来的宾客。于是，陈子昂的声名迅速传遍长安城。靠自我炒作，陈子昂考中了进士。
唐朝科举出现这些起跑线竞争方式，主要跟当时考试方式有很大关系，即考试不糊名，考官是可以看到考生姓名的。所以科举考试的竞争，是考场内加考场外的竞争，是考生在出身、声望、才华、人脉、甚至财富上的全面竞争。虽然科举考试为寒门出身的学子提供了社会地位上升的通道，让普通民众也能看到上升的希望。但是起跑线的竞争，天然就把人区分开了，以致于发展到最后，唐朝科举考试就变成了门阀贵胄、官僚显贵之间互相竞逐的权力场，造成另一种形式的阶层固化。比如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年），进士科三十人及第，二十九人是衣冠子弟。而且曾官至唐朝宰相的李德裕就说，“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这也导致中晚唐门阀派系、师生裙带盛行，党争频繁，逐渐耗尽了大唐王朝最后一丝朝气，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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